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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金融自由需要更多民企参与
2016-11-16 18:35:05   评论:0 点击:

时代周报记者 杨静 发自上海  我希望在‘十三五’期间,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往多方位、多层级、多品种、多自由的方向发展。相对
时代周报记者 杨静 发自上海

  “我希望在‘十三五’期间,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往多方位、多层级、多品种、多自由的方向发展。相对于以前,中国只有做得更多,才会更容易实现(“十三五”的目标)。”“十三五”规划出炉前,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微博]如此展望。

  “自由的金融市场”一直是陈志武为之鼓与呼的,面对“十三五”规划中提及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如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运输等领域的价格”,陈志武解读为:“如果这些领域都由市场供求关系定价并由民营企业经营,当然会有利于自由金融市场的形成。”

  上世纪80年代,陈志武是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范本,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成了美国留学潮中的一员直至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微博]经济学院特聘教授。自21世纪初始,陈志武一直在为中国实施自由的金融市场摇旗呐喊。

  30多年过去了,除去那些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仍然面临某种集体困境—“享受”孤独、承受谩骂。理性至上的改革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无时不在。尽管如此,这些独行侠式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一直在大范围地启蒙民智,影响政府决策。

  10月23日,新书《金融的逻辑2》发布会的前一天,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21楼的休息室里,陈志武坐在时代周报记者的对面,再次为“自由的金融市场”呐喊。

  被问及“怎么看待当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时,总共80秒的回答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被提及三次。被视作可能改变这一经济趋势的国企国资改革,在陈志武看来,目前只停留在改善管理阶段。

  时间倒回上世纪80年代,学术、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之际,周其仁、张维迎等一批年轻经济学人进入体制,建言中国经济改革。彼时的陈志武正在“切换人生频道”:从自然科学转至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微博]前身”),这位从湖南省茶陵县来的孩子学的是计算机,此时打下的工具性数理分析框架,让陈志武的学术兴趣点和方法论明显不同于同代经济学家。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硕士时,陈志武遇上了崔之元,后者萌发了陈志武对社会科学的热情—如何“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著《自由的选择》成为陈志武的学术启蒙书。

  1984年9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会议。会上,除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百废待兴。在北京、上海的同时代精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时,1986年,陈志武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和入世的江湖之间隔了整整一个太平洋。

  即便触手可及,陈志武也很少关注中国经济以及政策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些研究学会,最出名的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徐滇庆、钱颖一、许小年[微博]等都曾活跃其中,但是埋头于纯学术研究的陈志武很少参加这类活动。

  1990年,陈志武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1994年,陈志武以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得默顿·米勒研究奖。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2001年,7月号《财经》杂志刊登的一篇讲上海法人股拍卖的报道引起了陈志武的兴趣。随后,他写下《非流动股折价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一文,分析如何用中国数据来研究一般性的经济金融学问题。

  从那时起,陈志武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当旧时的小伙伴或步入政界或下海经商时,陈志武“回归”了。

  陈志武对庙堂的兴趣不大,权位对他没有吸引力。在他看来,兴趣是第一要务。他也因此在学术上设置了一个基本原则—不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项目课题,他的主要研究基金全部来自按捐赠原则保障独立性的资金。凭借单纯的热爱,陈志武相信自己能够看得更远。

  或许,时间才是检验经济学家价值最好的工具,在陈志武的观点背后,徐徐展开的是一代经济学人与中国30年改革之间的命运勾连。

  “当下中国有很多经济工程师,但鲜有经济学家”

  在一片忧虑的“中国往何处去”声中,陈志武笃定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我的观点和结论基于人的本性和本能,我不担心大众不接受。”

  自由金融市场与国企的矛盾

  时代周报:目前“十三五”规划涉及的八大变化已经出台,其中提到将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如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运输等领域的价格,这能否有效促进达成中国形成你一直呼吁的“自由的金融市场”?

  陈志武:如果这些领域都由市场供求关系定价并由民营企业经营,当然会有利于自由金融市场的形成。但目前,这些领域都是由国企主导,这就使得金融市场在对它们的风险做定价、对它们进行配置资源时只能给它们许多的优先特权,无法平等对待。

  时代周报:此前,有专家评论,中国经济模式先是从计划转变为市场,继而开始依靠货币信贷扩张及大规模资金投入确保拉动经济,你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

  陈志武:严格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模式仍然是由政府主导,主要依赖的是投资业和工业,这些基本属性没有变化。

  时代周报:“十三五”规划的八大变化中,“全面二孩放开”引起了民众最多的讨论,有评论认为中国经济据此将迎来“二孩杠杆” 、“二次人口红利可期”,你对此如何评价?

  陈志武:这个影响会有一点,但不会太多,而且还需要时间。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可以生多胎,但实际上,那里的生育率并不高,跟大陆之前的差不多。

  国企改革尚未触及体制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当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目前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U形调整”,未来三年可望反转向上;同时也有观点担忧中国经济将持续放缓。你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短期以及中长期的走势?

  陈志武:目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转折点,接下来,经济下行的压力会很大。

  首先,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投资和重化工业的依赖度太高。实际上,从1996年左右开始,就有呼声建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投资、重化工业、重型工业的依赖,增加消费的依赖。但这20年期间,中国对重化工的依赖度、对投资的依赖度、对出口的依赖度等,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增加,由此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再加上结构性资源配置的扭曲,让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在2014-2015年出现经济下行压力,未来,这一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此外,在以前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之下,中国金融体系绝对以银行为主,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银行和影子银行,而银行提供的都是债务资金。这种体系下,加大投资必然等于加大债务,所以,随着对投资依赖度的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的负债水平当然增加。现在,不管通过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稳增长,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效果也越来越差。带来的潜在经济危机和经济下行压力则越来越大。

  时代周报:有什么办法能改变当前经济持续下行的状态?

  陈志武:按照套话说,就是必须“调结构”、“改变增长方式”、“改变民间消费的依赖”,“靠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只是这些越来越只是说说,没办法做到。因为,如果不进行真正意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改革、不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其他都免谈。

  时代周报: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企改革?

  陈志武:目前的国企改革停留在改善管理的层面上,实际上,国企改革要靠市场而非行政来推动。在目前的国企改革中,有一点是被谈得比较少但应该被重点强调的:把国企改革的重点,落实在将国企利润、国企资产的增值转变为老百姓(52.3900.500.96%)可以直接分享到的好处上。如果国企利润、国企资产增值只是留在政府手里和国企手里的话,对民间消费的增长非常不利。

  时代周报:你赞成此前张维迎教授提出的“国退民进”观点吗?

  陈志武:赞成。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国企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层面的改革上。当然,管理做得好是一个方面,但要从根本上达到国退民进的效果,就是要把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转变成老百姓能够分享到的收益,也要把地方政府不断扩大国有资产的范围给逆转。

  时代周报:这样做会不会引爆民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不满?

  陈志武:这样去思考是错位的。中国老百姓从国资改革中没有分享到什么好处,反而是部分国有企业,因为其垄断地位让老百姓付出了更多代价。针对国企的民有化改革能够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保证国有资产不成为私家资产,不是少数人坐享的红利。

  时代周报:前不久,国企改革顶层方案已经出台,你如何评价?怎么看待这轮国企改革前景?

  陈志武:三中全会的文件很好,非常积极。只是,目前的改革还没有往足够市场化和足够民有化的方向发展,个别领域甚至更多是在加强非市场权力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自由金融市场的意义

  时代周报:接下来的中国经济该怎么转型呢?

  陈志武:现在转型说得比较多,做得比较少。很多专家说,就最近一年的经济数据来看,民间消费占GDP比重和对GDP增量的贡献都增加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增加了。

  其实,服务业占比提高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服务业自身的大幅提高;一种是服务业并没有太多变化或者有增长,但工业发展越来越糟糕,所以造成服务业的相对比重提升了。现在的情况是后者,因为大多数工业的产能过剩严重,他们做不下去了,出现许多亏损,它们的增加值在下降,所以,即使服务业不增长,其占GDP的比重也会上升。同理类推,民间消费其实并没有太多变化,但在投资做得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下,民间消费对增量的贡献就提高了。

  很多专家把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上升,看成是结构性调整的结果。但是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结构性调整带来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在结构调整动作甚微的前提下,工业越来越糟糕、产能过剩带来的回报越来越差、投资项目越来越差带来的结果。

  时代周报:你说过,有些专家看不清国内现行的经济现状,目前国内的经济学研究的短板在哪里?

  陈志武:到目前为止,专家们在讨论改革政策和内容的时候,忽视了必要的体制改革,只是在做体制微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时间里,会中提出的60项决议,真正被落实的条款其实不多—这就是原因所在。纯粹从经济技术层面操作是没法实现改革的,必须从体制层面加以改革。

  时代周报:目前体制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陈志武:权力不受制约。

  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地方的银行贷款以及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都变成了呆坏账。本来,在这个时候,提供贷款的一方可以要求企业破产,要求把企业的经营权和资产转移给提供贷款的一方,但地方政府强制要求贷方、借方和第三方重新走在一起谈判,把贷款的利率往下压,把贷款期限延长。很多时候,提供贷款的一方愿意这样做,但更多的时候是没得选择——因为受制于行政权力。这就是对契约的不尊重。这就是行政权力干预金融市场的一大表现。

  我在《金融的逻辑2》就强调过,以前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从根本上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

  对个人来说,要实现“五四”运动提倡的个人自由、个人解放,首先需要经济自由。经济自由的实现能确保个人自由的实现。为了实现经济自由,首先必须要有私人的财产并让其得到足够的保护。第二是有足够多的金融工具,可以让每个个体使用,如果没有金融工具,面对灾荒、其他风险事件冲击和挑战时,就没办法保持人格和权利的自由。

  我在书中提到,货币化为个人自由提供了很多基础。一方面,回过头去看,旧社会的个人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是因为在没有金融市场的时候,个人不得不依赖于家族和宗族提供安生立命的功能,为了让宗族和家族实现不同亲戚之间的互通有无、分摊风险的效果保障,必然要求每个人不能拥有太多的自由。比较典型的就是《三字经》里面讲到的,父母在,不远游。

  有了金融市场以后,就没有必要还要像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那样,一辈子按照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来过。不过,在以前没有金融市场的时候,过去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进行约束是有道理的,不然整个社会的个体会没有安全感。但是,在整个金融市场自由发展、金融产品得以丰富后,个人能够自行安排好个人的生活需要,这种约束就没必要了,应该改变。

  时代周报:当下的中国实现这种自由了吗?

  陈志武:实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现在,中国社会人口的流动首先是大大增加了,在哪里生活跟在哪里出生长大,越来越不一样,人口的跨地区流动增加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自己对宗族家族的依赖度越来越低。

  时代周报:你是否并不赞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什么情况下政府才应该进行干预?前段时间全球经济局势并不乐观,美欧经济体出现危机,但这些国家此前一直笃行自由市场理论。

  陈志武: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政府干预的起点是自由市场,是在那个起点上到底应该加多少政府干预的问题。

  当社会出现恐慌时,政府可以进行干预,除此之外,政府都不应该干预市场。

  “我并不想去改变世界的这个和那个”

  时代周报:作为华裔美籍,你为什么会研究中国经济?

  陈志武:因为我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之所以从原来的计算机工程系转到社会科学方面,就是出于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兴趣。

  时代周报:你现在的研究内容属于量化史学范畴,需要分析庞大的历史数据,这样的研究能回答或者解决什么问题?

  陈志武: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和其他社会是怎么来的、过去是怎么回事,让我们能判断会往哪里去。至于历史是否能量化,关键是看怎么努力创新。有些表面上不能被量化的历史事实或现象,其实是很可以被量化的。

  我举个例子,香港科技大学的龚启圣教授和山东大学[微博]的马驰骋教授,曾对山东107个县在1644-1911年之间的经历作了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县,即使受到灾荒冲击,农民起义的次数也很低。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们通过宗族内部的互通有无,可以达到避险效果,让大家更能共渡难关,不必去通过暴力求生存。对于这个研究,我们都好奇的是:怎么样才能把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加以量化呢?龚教授他们的办法就是调查山东各县当年孔庙的数量有多少,以这个来量化儒家文化影响的深浅。

  所以,对于懒惰的人来说,很多东西很难量化,但是对年轻学者来说,多做努力,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量化?我就是时间太少了。我常觉时间不够,精力不够。研究经济学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我对新的知识很着迷,对认知世界的新方法很着迷,做量化历史研究是我的兴趣点,研究的对象包括金融、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历史话题。我爱做让我很有激情的事,这就是我给自己的定位,很简单——我并不想去改变世界的这个和那个。

会普遍认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学以致用,评判经济学家的好坏就应该看他在政策方面是否有建议想法,能否参与到很多经济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去。这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

  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是挖掘发现新的经济学知识,这是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至于这些经济学知识和理论能否马上对眼下的经济政策提供帮助,那是次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当下中国有很多经济工程师,但没有几位经济学家。

  时代周报:那在你看来,身为一名经济学家的使命是什么?

  陈志武:挖掘更多的经济学和历史新知识并加以普及,开启民智。而政策的制定,那是政府部门智囊们的事情,当然有的学者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帮助他们。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主要定位不应该是为政策服务。

  时代周报:你对自己所持的经济学观点乐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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